上海老人的爱情故事，比年轻人奔放太多了
最近，充满沪上风情的电影《菜肉馄饨》引发了不少关注 。小切口的现实主义平民路线是上海文学、影视的鲜明特征，人们可以透过小人物或者很寻常的一种食物去看到人情变化和世间冷暖。编剧金莹也是原著小说的作者，在她看来，小说和电影版呈现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基调和结局，但就像双胞胎一样，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但也有着相似的根。
“豹子头林冲勇闯相亲角”“小时候谁敢想雪姨和阿庆谈朋友”……
最近上映的沪语电影《菜肉馄饨》，又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了“沪爷沪奶”们身上。
周野芒是《水浒传》里的“林冲”，也是《爱情神话》里“老乌”的扮演者，这次他一改潇洒形象，变成老实巴交的上海独居老人老汪，想去人民公园相亲角给儿子找对象，却被一群兴师问罪的阿姨误伤进医院，原因是“老头玩弄我感情”；一转头，王琳饰演的“打架”阿姨，又开着超豪华奔驰车，来接老汪出院了。
周野芒饰演的老汪，把儿子资料用书法写上雨伞，勇闯相亲角。(图/《菜肉馄饨》预告片)
《菜肉馄饨》以上海的寻常食物馄饨切入，呈现了四位上海爷叔阿姨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互动。沪上风情、抓马笑料之外，同为老戏骨的潘虹，饰演了老汪想象中的妻子素娟，将电影拓展到老年认知症、代际沟通等更广泛的中国家庭议题。
电影背后，被周野芒夸赞“很懂上海人”的编剧正是《菜肉馄饨》原著小说作者金莹，她在上海广播电视台拍了20年纪录片，对准的就是上海市井里的普通人。
在著名的相亲角，金莹发现有老人一待就是十年，目的早就不只是“给孩子找个对象”，里面的人情往来，更显幽微；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她跟拍患有认知症的老人，从意识清醒到鼻饲续命，背后是维护生命尊严和留住至亲的矛盾；在跟拍独居老人时，她看到陌生老人搭伙过日子，为对方整理身后的遗像，也看到他们不愿意麻烦子女的分寸感……
《菜肉馄饨》编剧、原著作者金莹。(图/受访者提供)
拍纪录片的金莹，习惯了藏在不起眼的角落里，用长焦镜头冷静地捕捉人情冷暖，长久的“输入”后，她需要靠创作来“输出自己”，于是，她在博客时代写幻想小说，步入中年后又开始写沪语小说。和无数怀抱写作梦、但忙于日常轨道的人一样，金莹本不相信自己写的故事能被看到，一度感觉“自己的想象力飞走了”。
但在去年冬天，在放下纪录片老手的身份，作为一个菜鸟编剧进到陌生的电影片场，和资深导演、演员们一起创作，在两千个馄饨“陪伴”的日夜里，金莹的头脑里生长出了更多的触角，激励她围绕老年群体，去进行更多的写作。
《菜肉馄饨》
金莹 著
果麦文化出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5-11
这个11月，金莹创作的《菜肉馄饨》的原著小说集也与电影同步上市，小说集在《菜肉馄饨》之外，还收录了《小笼》《鲜奶小方》《牛排》三篇小说，它们和《菜肉馄饨》有着密切的人物关联，填补了电影文本之外，角色的草根性和复杂性。
以下是金莹的自述：
老年人恋爱，有人愿意看么？
《菜肉馄饨》的故事，写于2019年夏天。那时我生了一场病，每天要去医院，挂水的间隙就翻看上海作家书写的文学作品打发时间，可能是被它们熏染到了，我一下子想起来在大脑后台运行了一年多的故事，决定写下来。
故事主人公老汪退休、独居，是一个典型的上海男人，顾家、爱妻、老实巴交、不善言辞，生活朴素，但骨子里又有着追求精致的一面。包含老汪在内，《菜肉馄饨》里的老人都没有准确原型，但他们融合了我在拍纪录片时遇到的很多上海老人的性格特点。
比如，老汪和素娟组成了很典型的“女强男弱”的上海家庭。素娟是独当一面的工会主席，给家里一切事情拿主意，老汪则是沉默寡言、动手能力强的工程师，退休后靠写书法韬光养晦。素娟突然去世后，老汪出现幻觉，依然能看到妻子。她催老汪去相亲角，给儿子找对象。
潘虹饰演的素娟，其实是老汪的幻觉。(图/《菜肉馄饨》预告片)
前期，老汪会看素娟这个一家之主的眼色，周野芒老师演绎这个角色时很不容易，需要有在虚实之间切换的细腻演技。很多场景他有那种无意识的回头，比如在相亲角，一群阿姨妈妈冲上来加他微信时，他会慌忙地看向四周，那是在找素娟的身影；阴差阳错间，他遇到自己心仪对象时，也会心虚不安。
老金这个角色，是上海老人的另一个代表。他在相亲角待了很多年，早就不是为了给孩子相亲，他都当爷爷了。这个观察源于多年前，我们同事在相亲角拍纪录片，发现里面有老人待了超过十年，这是一个活跃且复杂的圈子。对于上海老人来说，这样的社交效率很高，不仅仅可以了解子女婚恋情况，还可以看出对方父母全家的情况，也就是小说原著中老金说的“情报”。
上海著名“爷叔”阿庆饰演老金。(图/《菜肉馄饨》预告片)
老金的生活观念很时髦，在我给角色写的背景设定里，他从出国打工的老婆那里收到离婚协议书，感觉世界都塌了，把自己关在家里，就像是故事里走不出过去的老汪。后来一群朋友把他拉了出来，有了相亲角的圈子，有了阿芳这样讲得来又关系微妙的“朋友”，不是说一定要结婚怎么样，就像他经常挂在嘴上的，“要为自己而活”。
老年人的情感需求是很炙热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台就拍过一部名叫《老杨觅偶》的纪录片，讲的是一个上海爷叔找对象的故事。爷叔和很多阿姨相亲，到纪录片拍完也还在找。2012年，又有同事拍摄关于老年人相亲的纪录片，其中也有很热情的阿姨。这些都启发我创造了阿芳这个角色。她生命力很旺盛，热爱跳舞，打扮时髦，敢爱敢恨。
“雪姨”王琳饰演阿芳。(图/《菜肉馄饨》剧照)
当然，大部分老人表达情感依然是含蓄的。我之前拍独居老人纪录片时，遇到一对搭伙过日子的老人，他们的孩子都在国外，两人没有领证，生活在一起只为相互有个照应。我一开始问阿姨：“你和叔叔之间有感情吗？”阿姨连忙摇头：“你不要乱说，没有的?！?#x4F46;是等片子拍完了，有一次闲聊，阿姨又说：“我们之间怎么可能没感情。”
除此之外，上海老人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和子女之间有边界感。这种分寸，上海话叫“识相”。
《菜肉馄饨》里，儿子搬出去住之后，老汪几乎没有去过他的公寓，大家相对独立。不管孩子有没有结婚，上海老人对这种距离感的把握，阈值很高，不希望让孩子觉得“我硬赖在你家里，你要照顾我”。甚至于，在小说原著中，老汪会想，儿子每周例行来看他一次，吃顿馄饨，是不是在确认“老爸死没死”。
这些细节表现了老汪性格的细腻，也和我拍独居老人纪录片的经历有关。那时，上海有很多低龄老人独居出意外，在家里去世后，好几天都没人发现。因为如果是上了年纪的，或有基础疾病的老人，社区居委会都会上门特别关注，但那些健康能自理的相对年轻的老人出意外，别人反而可能以为对方是出去旅游或回老家，就忽视了。
老汪和小汪，一周只碰面一碗馄饨的时间。(图/《菜肉馄饨》预告片)
但话说回来，这个关于上海老年人的故事，一开始并不被电影界看好。
制片人顾晓东制作过很多影视剧和电影，想做这个“纯上海的故事”。但去年，他拿着剧本去北京谈融资时，很多大的电影公司并不看好，觉得没有人要看老年人谈恋爱。我想起之前导演邵艺辉在采访里提过，《爱情神话》也面临过“没有人要看中年人谈恋爱”的局面。当然，这部电影上映后，也鼓舞到了大家，让大家看到沪语电影是有市场的。
很多人曾建议我把《菜肉馄饨》里老汪儿子为代表的年轻人故事占比抬高到五成，降低父亲戏份的比例。我改过，但觉得非常失败。可能当时我没有这个功力把年轻人写得也像老年人那么有意思，同时我也觉得，当老年人故事里的很多细节删掉，这个故事便不成立了。
后来，上海市委宣传部电影处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上海想要打造“电影之城”，希望有发生在上海的、讲上海人的故事，《菜肉馄饨》很打动他们。而且上海本身也是一个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社会，我看到过的统计数据里，每三个上海人中，就有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相比之下，老年人的故事被讲述得太少了。
导演吴天戈（右）和演员们在现场对戏。(图/受访者提供)
电影上映后，很多老人因此时隔多年再次踏进电影院。我们在思南公馆有一个菜肉馄饨会客厅，有老人专程跑过来，和我分享自己在电影院又哭又笑的经历。作为年轻一代，我都习惯了通过豆瓣、小红书之类的社交媒体去看大家的repo，但当真有人实实在在地和你面对面、手拉手地聊，这种感觉很奇妙，也令人很感动。
大时代里，被寻常食物改变的普通人
上海老人之外，本地食物是我写作的另一个线索。比如，馄饨是上海人很日常的食物，它看上去很简单，却又有着“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讲究。
《菜肉馄饨》里，老汪有三次包馄饨的场景，串联起关键剧情：第一次是儿子日常回家，老汪用的是普通肉糜包馄饨，两人一起吃；第二次买菜时，肉糜换成夹心肉，老汪准备和儿子说帮他找对象的事；第三次包馄饨，老汪请自己的心上人美琴来家里做客，肉升级成五花肉，汤头也更讲究，猪骨头、鳝鱼骨和火腿一起炖。后两次，肉摊老板都打趣：老汪有花头。
拍摄时，有一对上海夫妇专门帮忙包馄饨，他们不是专门的厨师，就是制片人去对方家里吃过几次馄饨，觉得很好吃，就把人请来了。拍摄的那个冬天，他们晚上熬汤，早上五点钟车子把他拉到车墩的片场，现场包馄饨。这一包，就包了两千多个馄饨。
片场包馄饨。(图/倪启明 魏若尧)
我也是被一碗馄饨“点亮”的人。小时候，我是一个极度不爱吃东西的孩子，唯一吃得下去的，就是泡饭和榨菜。但营养肯定跟不上了，三天两头就生病，让大人操了不少心。
有一次在幼儿园，那天的午饭是幼儿园阿姨亲手包的菜肉馄饨，我这个吃饭最不积极的孩子，忽然就被那个口味吸引了。从那之后，我的胃口渐渐打开，爸妈深信是他们买的钙片、锌片之类的补剂起效果了，只有我自己知道，一切都源于那个百无聊赖的幼儿园午后的那碗馄饨。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也没那么神奇，也许是阿姨在馄饨里放了榨菜（笑）。
世界上是没有两碗相同的馄饨的。八九年前，我的一位好朋友的母亲过世，头七那天，我去她家吊唁，她爸爸留我吃了碗馄饨，放入口里时，我觉得特别鲜。叔叔告诉我，说是放了干贝和河虾仁。在那么悲伤的时候，这位上海爷叔仍然能做出来那么精致的菜肉馄饨。这些经历，都影响了我写小说时，把它作为主角设定的一部分。
(图/受访者提供)
除此之外，《菜肉馄饨》小说集里还有其他三篇和食物有关的小说?！?#x5C0F;笼》讲的是一对来上海旅游的情侣，住进老金家的民宿，一边找好吃的小笼包吃，一边纠结要不要结婚；《鲜奶小方》指的是红宝石这种西点店常卖的奶油蛋糕，一个盒子里装着两块，对应一对姐妹美玉和美琴的故事，美琴就是《菜肉馄饨》里老汪喜欢的那位阿姨；而《牛排》则回到千禧年前后，写一个叫小万的男孩，想靠吃牛排早点发育成人的焦虑。
牛排和馄饨还不一样，它本身是西餐的代表，在上海又被本土化了?！?#x725B;排》里，主角小万想吃带血的牛排，妈妈买回来，照着上海葱?大排的做法就炖了，搞得他闷闷不乐。
我过去拍过一部纪录片叫《我爱海派西餐》，拍了比如大家熟知的红房子、德大这种老店，在广元西路上也有一家海派西餐厅，叫新利查西菜馆，那个地方氛围很有意思，虽然是西餐厅，但有筷子提供，菜单上可以点黄酒，有一道菜大概叫瑞士牛排，但做法是我们杭椒牛柳的做法。冬天，很多上海阿姨就穿着那种厚厚的睡衣去吃海派西餐。
(图/纪录片《我爱海派西餐》)
在海派西餐兴盛的20世纪90年代，我正上中学，扑面而来的是那种蓬勃的气息。一年到头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过节时走上一个小时的路，从家一直走到外滩，一路上吃喝玩乐的新鲜东西很多。还比如圣诞节时，人民广场来福士门口有很漂亮豪华的圣诞树。我把这些真实记忆都化用进了小说。
也是在90年代，上海电视台已经有《纪录片编辑室》这样的栏目，很多我们这行的老法师（上海话里老师傅的意思），很擅长拍大时代变化下的小家庭生活。比较有名的有《毛毛告状》，拍的是上海涌入外来人口的背景下，一个湖南打工妹和上海残疾青年未婚生育后的认子纠纷；《重逢的日子》讲海峡两岸的夫妻重逢，直接启发了王全安导演创作电影《团圆》。
这些都影响了我们这些后辈拍纪录片或者创作的风格，就是一以贯之的小切口的平民路线，从小人物或者很寻常的一顿食物里，去看到人情变化和世间冷暖。
(图/纪录片《重逢的日子》)
从冷眼到抚慰：故事为何要被“重写”一次？
《菜肉馄饨》的小说和电影呈现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基调和结局，这也是引起大家讨论比较多的点。
小说当初发表在《上海文学》，编辑看了电影后，更喜欢小说结尾的悲悯感。原著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鬼心思”，亲子关系更冷漠，儿子到最后也不理解父亲的“一通操作”；相亲角的老人们，彼此之间的猜疑和忌惮也很多。故事停在了美琴发现老汪服用精神药物，馄饨没吃完就走了，老汪在雨里也和儿子大吵了一架，他只能回到原点，孑然一身，与幻觉里的素娟继续相处。
但电影里，这只是第二幕结束的地方，我加了一段更温暖的结局。儿子了解了父亲的病，意识到他的良苦用心，美琴也回头和老汪联系，去掉了精神类药物的污名，素娟“主动”告别老汪，希望他往前走。
电影的结尾，更趋于“和解”。(图/《菜肉馄饨》预告片)
这两种结局，就像是双胞胎那样，是完全独立的两个人，但有着类似的根。
我2019年写小说的时候，投射了很多自己的状态在老汪这个角色上，老汪没能走出幻觉，就像是那时候的我，不太能找得到自我。我犹豫要不要走出舒适区，去主动尝试自己一直以来喜欢的写作。有时甚至觉得，即使是写出来东西，我也不相信会被人看见。而回到原点的老汪，给我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但在2023年夏天，我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段时间，我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精神上也很焦虑。另一方面，有很多朋友，家里有老人去世，我感觉，活着的人其实更加痛苦和无能为力。我很想安慰他们，也想打捞自己。
电影最后有一幕重戏，是素娟从背后抱住老汪，然后告别。拍摄时，我和潘虹老师磨了很久剧本，她加上了自己对这个角色的理解，那句“人生就像是一本书，总会翻到最后一页，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完整的人生”，就来自她。
这是我们所有主创都希望大家能感受到的宽慰，放下过去，不是遗忘，也不是背叛，而是一场有仪式感的告别。经历了这些，你可以重新捡起生活里细微的点点滴滴，从像菜肉馄饨这样微小又普通的食物之中汲取一些力量。然后，继续往前走。
(图/《菜肉馄饨》剧照)
回忆拍摄的日子，拍纪录片和拍电影这两种工作很不一样，拍纪录片没有监视器，只有三四个人，甚至就两个人，我只会站在摄像旁边，看一下取景器，而且我们都是躲得远远的，最好不要让人注意到。
但在电影片场，这种参与感会很强。导演摆一个椅子在他的身边，我坐下来一起看监视器和讨论剧本，给了我很大的发挥空间。
金莹和导演吴天戈在拍摄现场。(图/受访者提供)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慢慢积累起来了继续写下去的信心?！?#x9C9C;奶小方》的故事，就源于片场闲聊时制片人的鼓励，他觉得我可以写更多和老年情感相关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角美玉，多年前写过一部小说，但因为知青下乡、工作变动、家庭等多方面的原因，放下了文学梦，在退休后市民夜校的文学写作课上，她遇到了比她小十几岁的中年男性，情感波动之外，写作热情和更多关乎自我认同的东西，都重新在她身上出现。
某种程度上，美玉也是我的一个分身，我和她一样，曾经很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走出生活的既定轨道。但幸好，我们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重新拿起笔，去写属于自己的文字。
